如果今天，谁再把“双创”视为一种经济解局的工具，思维恐怕已经落伍于时代了。18大以来的五年，“双创”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越了工具主义，它扎扎实实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日常“细胞”，成为社会转型的一种新常态。我们有必要对“双创”从一种更为高远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它的定位与价值，也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双创”进行一次更为宏大的基础性阐释与提升。
任何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运行状态，都是由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决定的。随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低垂的果实”逐渐消失，创新创业不仅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且也逐步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渗透。从创业型经济向创业型社会发展，是新常态下中国“双创”战略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渗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创业型社会中，创新创业是全社会赖以生存的主要活动。从创新主体看，不仅涉及个人、公司，还包含社会组织、社区、学校、城市和国家等不同主体；从创业领域看，不仅涉及传统的商业领域，更是包含了医疗、教育、养老、扶贫、环保、志愿服务等多样的社会领域。多样化的创业主体与创业领域的融合创新活动，推动创业型社会的发展。
创业型社会首先是商业创新及其带来的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结果。创业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现象和创业型企业的存在。熊彼特很早就意识到，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才有经济发展。罗默认为技术创新是内生于企业的，最终将被扩散，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鲍默尔详细研究了大企业和创业企业对创新的不同贡献，他认为大企业往往循规蹈矩，更多进行着常规性创新活动，而最具革命性新想法的大部分都是自主的创新家，他们往往通过创业的手段来实现技术的商业化。至于创新的扩散则主要是通过鼓励技术贸易和技术授权等方式来实现。大量的原始创新及其扩散在上世纪70年代尤其显著，苹果、微软等很多革命型创业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打败当时的成熟大企业，“蚂蚁搬倒大象”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些大量新创企业的出现不仅带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人口就业的主渠道。根据统计，1980年以来小企业和创业者每年创造了70%以上的新产品和就业机会，所以德鲁克将上述现象称为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经济是相对于管理型经济而言的，指的是以大量新创的成长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形态，其典型特征包括：技术创新和创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业投资是推动创新创业的主要金融工具；孵化器是创业型经济的载体；新兴产业是创业型经济的产业基础；包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是重要保障。
创业型社会的社会基础是大量社会创新的运用和包容性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环境、贫困、教育等社会问题。为此，社会各界都在探索通过有效的社会创新手段来解决类似的包容性发展问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以“穷人的银行”实践案例开创发展了“微贷”扶贫服务，促进了社会创新等新理念在全球的迅速传播。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提出运用商业创新根治贫困的金字塔底层（BOP）理论，倡导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的方式把穷人与外部世界平等地连接在一起，同时创造出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重价值。一些企业家呼吁大企业应该尽到社会责任，将CSR理念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中。在此背景下，创新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创新向社会创新的“范式转移”，波特等人甚至认为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有时可能还更重要。随着社会创新概念的普及，创办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成为了一种潮流。法国社会学家狄兹率先提出了“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企业是处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种多元混合体，是一种受混合动机驱动、并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组织。中和农信、深圳残友、天津鹤童等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也表明，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有效方式。
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双创”的推动下，创业不再是离经叛道的个人抉择，而是全社会青年人可以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创业失败不再是耻辱，而是走向成功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创业过程中，全民创新创业的理念得到更多的认可。同时，互联网也有效降低了创业的技术门槛，多样化的众创空间节约了创业的成本，各种制度设计帮助创业者克服合法性难题，全社会的多样化创新使得创业越来越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
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战略来看，创业型社会意味着新的“技术-经济-制度”范式的变迁，由此形成了创新、资本、空间、产业和制度文化五大典型特征。
创新是创业型社会的驱动力量。这里的创新不仅包含商业创新，也包含社会创新和更为广泛性、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层出不穷的商业创新（包括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只解决了创造私人财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私人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公共福祉，如何在实现财富创造的同时也能兼具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就是创造性的组合资源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的社会行动。社会创新是伴随着社会企业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活动，但它不仅是NGO、社会企业的行为，还可以是政府及商业机构的创新活动。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双轮驱动推动大量初创企业和社会企业涌现，制度创新则推动创新的大量扩散。
公益创投和创业投资是创业型社会的金融工具。创业投资是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公益创投作为金融创新主动适应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的结果，则是社会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公益创投已被欧美实践证明是社会企业孵化的有效形式，它是借鉴商业创投方法，对初创期社会企业进行投资孵化的资本形态。它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和获得社会影响力为前提，同时也追求必要财务回报以维持可持续发展，既有别于完全追求社会价值的慈善基金，也有别于完全追求商业价值的商业创投。公益创投的出现弥补了大量社会问题解决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缺口，将成为创业型社会的重要金融投资工具。
众创空间和社会企业孵化器是创业型社会的孵化载体。众创空间改变了传统孵化器的单一地理集聚的功能，其有效的创新资源链接以及开放式创新知识扩散模式使创新创业加速发展成为可能。目前正在兴起的社会企业孵化器如恩派等，借鉴了创意空间的模式，从硬体规划着手，为社会企业入驻打造办公、社交、活动等为一体的新型工作场所，并将创业辅导、资源平台、学习网络构建等一揽子软性服务充实其中，是最具活力的社会创新空间。同时他们还借助社区营造方法，推动居民参与社会创新。可以说，社会企业孵化器激活了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细胞，他们与众创空间融合发展，是创业型社会的主要载体和加速器。
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是创业型社会的支柱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业务在线化和数据挖掘，能够促进供需双方精确匹配，缩短供需对接环节，提高效率，同时也能改善供需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问题。另外像云服务、众筹、众包等极大降低了中小企业、个人创新创业成本，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平台经济发展同时，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产业共享成为趋势。共享经济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为创业型社会提供了更低的门槛、更多的平台、更大的空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创新活动和社会化大生产中来，为创业型社会注入新活力，夯实创业型社会的产业基础。
鼓励开放式创新的制度文化是创业型社会的精神土壤。推动创新扩散离不开一系列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这里既包括了对创新者获利保护的各种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更包含了为克服专利丛林问题所自发形成的各种技术授权许可联盟。另外一方面，为推动更广泛的创新，迫切需要打开封闭的专利围墙，开放式创新成为社会的共识。开放式创新是将企业传统封闭式的创新模式开放，引入外部的创新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下，企业在期望发展技术和产品时，能够也应该像使用内部研究能力一样借用外部的研究能力，能够也应该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联系来共同拓展市场的创新方式，以实现创新要素在不同企业、个体之间的共享，构建创新要素整合的网络体系。开放式创新的制度文化让创业型社会的发展动力更加持久。
总之，创业型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创业型社会，因而我们应当将其作为深耕“双创”战略的重要目标，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布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推动创业型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仅应该抓住技术、资本、平台、产业和制度文化这五大特征来谋划，更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一是从发展战略层面，将社会创业形式纳入国家“双创”战略部署，推进“双创”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发展，努力构建形成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双轮驱动的有效生态系统。二是从战略实施层面，加快推进创业型城市、创业型城区、创业型社区等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和绩效考评，动员全社会参与“双创”工作，推进创业型社会的生根落地。三是从配套制度文化层面，大力弘扬开放式创新和包容性发展理念，切实营造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从法律、物质和精神激励等多层次制度安排层面推进创业型社会的实现。
